但从目前相关草案的草拟情况来看，有走向行政法通则的倾向。
不过前述判断的未竟之处有四个方面：第一，中央政府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广义与狭义的界分标准何在，如何证成。笔者认为，表述差异的背后其实暗含着《共同纲领》序言与正文之间的承接逻辑：序言明确政协的历史任务，即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而组织过程完成后，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即转变为中央人民政府。
进入专题： 宪法 央地关系 。[xxx]对此，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探讨。第二个中央语出中央的统一领导，更强调一种抽象层面上对央地职权划分乃至整个国家事务的事实主导地位。参见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185页。中共中央对国家行政事权的渗透业已成为新时代诠释中央内涵的重要制度基础。
根据我国《宪法》序言第十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象征着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lxvii]在内蒙古尚存盟的建置，源于蒙古族传统的会盟（楚固拉干）形式，后清政府在会盟基础上设置盟。对于新《国家安全法》第35条的规定而言，除非该部法律在制定之前已经取得全国人大的授权，并且否定《国家安全法》的基本法律内容属性，不然它在法律规则中去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就是明显地颠倒了这个基本逻辑，如此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并且易导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权限的不当扩张。
立法制度包括立法的实体制度、程序制度、技术制度等，其中，实体制度包括立法权的分配、立法权主体、行使立法权的活动和立法监督等问题。用了20条条文，全面规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要求的政治安全、主权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海洋利益与发展利益安全、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安全、金融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安全、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核安全，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国际海外利益、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包含的十一个领域。而在此期间，为了尽快满足民事诉讼活动规范化的需求，在立法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1982年3月8日降格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这种立法体制机制，体现了立法决策过程中对于立法效率的追求。前者主要是指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后者则是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广泛的安全体系。
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由于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既可以规定自己的职权，也可以规定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或者权限。在学术界，学者对于如何认定基本法律或是否有必要区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有不同认识。
也有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内容，如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总结1993年《国家安全法》关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类型的特点，可以发现，该法律将国家安全的主要范围界定为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总体上仍然属于传统安全理论。由于立法需求急迫同时立法条件不足，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维护法制的统一是维护法制尊严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制的统一，没有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法律规范之间有矛盾，甚至有冲突，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和标准不统一，法律的实施就会受到影响，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就可能混乱不堪，立法的目的也就难以有效实现
但是，从立法体制和程序上，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缺乏被列入基本法律范围的体制条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直到1991年4月9日，才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是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10日通过的一部基本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它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人大各委员会及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组织结构、工作内容及换届选举等事项。这个阶段的国家安全立法采取的是批发立法模式。
此后，各有关国家纷纷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各自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推进国家安全活动法律化。《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因此，《国家安全法》存在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保持协调一致的问题。立法活动是为了满足国家或者社会对于法律制度的需求，由具有相关职权权限的立法主体，通过立法准备、立法程序、立法决策，提供法律制度产品的活动。
我国国家安全立法体系的形成历史，包括两个阶段、两种立法模式。简略式立法则是由于过去的立法工作深受法律宜粗不宜细观念的影响，立法者为了能给执法者提供更大的执法空间，使得大量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在创制过程中被省略。第二章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第三章规定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在上述理论形态中，从制度层面的分析具有基础性。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新的《国家安全法》比较广泛地运用了原则性立法的技术方法，为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领域立法体系做好了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该部法律适用的时效性和稳定性，能够弥补过于细化的法律条文在适用过程中的局限性。
该法第1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以立法价值为重心的立法哲学研究对于拓展立法学研究方向、推动立法学的研究转向和丰富立法学的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规定国家机构的职权权限的内容中，也有涉及。总体上，草案二审稿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在认真研究、吸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初次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相反，如果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不可以逾越《宪法》赋予其权力范围的边界，并且这种逻辑不可能有颠倒过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法律经济学研究法律问题以经济效益作为核心标准，认为立法活动同样也存在着效益问题。
可以说，一个以新的《国家安全法》为基础性、根本性、统领性的国家安全立法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从立法权限来看，如果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低位阶的国家机关不可能决定或限制高位阶国家机关的权限。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现人们对于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不同的立法内容和原则。
第83条规定：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其中关于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任务安排中，明确要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13)胡文秀：《试析国家安全观的衍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7年第2期，第199页。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宪法》关于国家安全的规定，还没有明确、直接、充分地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有些内容体现的还是传统安全观。基于安全利益的内容对象的不同，有狭义的国家安全和广义的国家安全。五、《国家安全法》与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之间的协调性问题 我国《宪法》明确要求，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立法法》第4条也要求依法立法，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规定既有总纲性内容，比如第28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新的《国家安全法》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从《国家安全法》关于国家机关职权职责的规定内容看，该法律有许多重大制度创新。
(6)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行为。(16)从新《国家安全法》文本的内部结构来看，它不单单围绕某一具体领域去规定国家安全的内容，而是围绕总体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宏观地列举国家安全应有的范围，法律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突出了从国家安全体系出发并强调能够形成总体国家安全的特点。
这些规定，是《国家安全法》立法的宪法性依据，也是整个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根本法依据。《刑法》分则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